1967年，黃霑與著名歌星華娃結婚，育有2子1女，其女兒即曾為無綫電視主持黃宇詩。1970年代中期與著名女作家林燕妮相戀，當時華娃雖然懷有黃宇詩，但仍堅持與黃霑離婚。黃霑與林燕妮的關係維持了14年，期間更合組「黃與林廣告公司」，並在金庸見證下成婚，但最後二人分手收場，林燕妮亦鄭重否認曾與黃霑註冊結婚。1995年，黃霑與助手Winnie陳惠敏，於美國拉斯維加斯註冊結婚，黃霑一直極力保護這名妻子，不讓她的容貌在報刊上曝光。

1997年4月8日，美孚新邨發生由吸煙造成之三級火警，死者包括黃霑的母親及侄兒。


與娛樂圈名人不同，黃霑是少數憑研究而被頒發博士學位的人物。自他病逝後，論文內容被一再轉述，成為2004年年底香港文化界一個熱鬧的話題。他的博士論文導師、香港大學教授劉靖之形容黃霑是一位嚴肅學者，當大學考試評審委員為他舉行博士論文質詢會時，他沒有受到多少懷疑已能順利過關。大學認為整篇論文行文暢達、資料厚實、獨具個性。

《香港經濟日報》在整理黃霑論文的部份內容時指，由《世界真細小》到《滄海一聲笑》，他一手把嶺南文化的精髓重新包裝，成就響遍全球華人的粵語流行曲文化，但他臨終前的博士論文上卻寫下一個極其悲觀的結論：粵語流行曲已完全失去從前的優勢，未來或許只能像粵曲一樣，「成為古董式的精英文化，在高級文化場所變中國曲藝來演出。」他希望藉這篇論文，呼籲港人重新認識香港文化的位置，成為探索未來的基礎。

論文現藏於港大圖書館，並可供讀者在網站下載，題為《粵語流行曲的發展與興衰》[3]，以法蘭克福學派以及伯明翰學派等各種社會學的方法，加上作者自己的經歷以及對眾多音樂人士的訪問，分析粵語流行曲興衰，上溯至滿洲沒落，文學革命崛起，一直論及1949年天安門廣場響起《義勇軍進行曲》，直到1997年香港金紫荊廣場響起同一首歌為止。

黃霑指，1950年代初粵曲佔盡優勢，既遇香港、廣東人口急升，還有《伶星報》等報刊推波助瀾，但粵曲製作「七日鮮」變成「三日鮮」，同時也遇上南下的上海人衝擊。當時雖有香港人創作「粵語時代曲」，但質素粗糙，只為迎合新加坡礦工口味。他提出一個新穎觀點，認為香港流行曲的興起，拜「不說廢話」的廣告歌所賜。

當年極流行的《四牛煉奶》、政府歌《馬路如虎口》總是易唱易記，十分悅耳。1959年正式啟播的香港商業電台，高層全通曉粵語，對廣東歌詞把關更緊。黃霑在文中不忘以第三者看自己的成就：「這時候加入廣告創作的音樂人如顧嘉煇、歌詩寶、黃霑」，令粵語廣東歌水準急升。

他認為，1974年仙杜拉主唱的《啼笑姻緣》，意味粵語流行曲受社會認同。對於轉變的原因，「其中重要因素之一，是香港開始形成了強烈的本土意識。」他分析，早年香港難民到港後，1967年經歷社會動亂、1972年6月18日有山泥傾瀉、1974年全球股災，復甦後慢慢凝聚港人身份。他更以許冠傑作為一個獨立篇章，例如對有人指許在歌詞加入「賴野」，黃霑反以元代周德清《中原音韻》指出：「太文則迂，不文則俗」，對許的貢獻極為推崇，但他也說，許氏歌藝一般，但咬字卻是全港歌星中最頂尖。

不過廣東歌的衰落，在1990年代已埋下伏筆。與大部分音樂人不同，黃霑並沒有把盜版視為導致廣東歌衰落的重要原因，他提出七大理由，直指港曲衰落的核心原因。

黃霑指，香港普及文化在1980年代享有前所未有的高峰，從地理和政治，香港文化只有繼續邁步向前之勢，但「六四」和「九七」換來紙醉金迷的消費模式，香港文化在香港主權移交後即時兵敗如山倒。

「香港人這時（1970-1980年代）注重小我，發展一種自戀式（narcissistic）的感性消費；而一個轉身，就投入一窩蜂的潮流去。」香港政府對香港文化的放任政策，造成一個矛盾現象。「一方面包容，另一方面歧視」既令社會呈現多採的面貌，也令港人為一己成就，為其他華人社區不及。

這一矛盾而多元的環境，成為香港文化達至顛峰的背景，影響力更席捲兩岸。他在論文中舉例，1984年，張明敏在中央電視台的「春節聯歡晚會」上（2月1日晚），唱出由黃霑作詞的《我的中國心》；這首歌馬上走紅並全國傳誦。中國文化部門開始對香港流行曲稍有改觀，《上海灘》及《愛在深秋》隨之北上。

憑藉電影《刀馬旦》和《英雄本色》，「港歌」同樣風靡台灣。「本來，香港地處兩岸中間點，正好在兩地交往，做交流的中介。」他悲觀說：「可惜只有地利，另外卻有其他因素，令這完美結合沒有發生。」

由1978年鄧小平堅決改革開放路線，1984年中港簽署《中英聯合聲明》，影響已在港人北上潮中，悄然逼近。1989年六四事件是另一轉捩點。當六四發生後，香港政治心態雖有轉變，但反思的結果在流行曲反映得很少。相反港人變得沉醉眼前消費。「滿足了個人消費慾之後，就呼朋喚友唱一夜豪情卡拉OK，或者看周星馳的無厘頭喜劇。」

消極的文化生活，踏入1990年代，終於遭逢七大衰退因素，香港終於被摘下普及文化光環。

與今天的樂壇人不同，黃霑認為兩岸開放，令香港昔日的海外市場，變成競爭對手，才是對香港音樂產業構成最大衝擊。其次是唱片業不肯培訓新人，只求現賣現買。至於常被音樂人掛在口邊的「盜版」問題，在十多萬字的論文中，只佔半個標題，以數百字交代。

高級軟件令未受訓練的人也能擔當演唱人；唱片市場只定位在青少年，而香港生育率又低，令唱片業消費群減少；香港未能消化歐美的新風格如Hip Hop、Euro Pop、Techno，只留下一堆不倫不類的作品；歌手不務正業；產品淪為卡拉OK上的發洩音樂。黃霑指這正是導致港曲沒落的核心原因。

這位巨匠寄語，眼看香港音樂由盛而衰，心情沉重。他說：「每個時代都有自己的聲音…香港因緣際會，創造了劃時代的普及文化高峰」，不過主權移交後「聲音會隨時間湮沒，除了存在人們的記憶和幾張塵封的唱片裏，下一代未必再有人惹起共鳴了…回歸後香港，縱然偶有獨唱，也只是大中華合唱的單一環節。」

論文以羅文《強人》一曲（同名電視劇主題曲），寫下一個可堪回味的結語：「莫記此中得失，不記恨愛相纏，只記共你當年，曾經相識過！」